在汉代，“印”的本义是指刻印在青泥之上的记号，作为符信之用。许慎著的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印，执政所持信也。”所以，“印”与“信”是紧密相关的。

周朝以前，印章还没有通行，当时如果要立约，就用一片竹简，在两端刻写同样的文字，然后剖分为二，各执其一，作为信守。春秋战国时代，符节改为玉石或青铜制造，做成伏虎形的叫虎符，可以用来调兵遣将。公元前年，魏公子信陵君盗魏王虎符，调兵十万，退秦兵，救赵国。现在，历史博物馆还保存有战国时期的“韩将庶虎节”和秦代的“阳陵虎符”，故宫博物院保存有“辟大夫虎节”，这都是现存最早的古代铜制符节。

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命丞相李斯创秦篆以统一文字，用玺印代替竹或玉做的符节。天子的印章称为“玺”，其材料用玉，臣下的印章称为“印”，材料不得用玉。秦始皇的玉玺由李斯篆字，孙寿刻印，用蓝田玉制造，刻有“受命于天既寿永昌”八个字，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帝王权力的象征。

到了汉代，民间和宫廷使用印章越来越普遍。当时官吏卸任时，既不必将印上交，也不必移交下任，新官另发印章，卸任官可将印章带回家去做纪念品，死后还可殉葬。印章使用材料有金、银、铜、玉、象牙、犀角等等，但规定皇帝用玉玺；皇后用金玺，诸侯王也用金玺。诸侯王以上称“玺”，以下皆称“印。汉代的摹印有一点不同，它不是用颜色印在纸上，而是不用色的印在一种软质材料，比如青泥上，这和四方把印章盖在蜡上的习惯很相似。

葛洪《抱朴子》中有以下一段话：“古之人入山者，皆佩黄神、越章之印。其广四寸，其字一百二十。以封泥著所往之四方各百步，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。”据葛洪记载：石头水地方有一头大鼋，常在一个深潭内作，使人生病。苏州有道士叫藏的，用盖过越章之印的封泥数百块，丢于潭内，一头一丈多长的大鼋浮出水面，人们将它杀死，生病的人都好了。这段记载毕竟是民间传说，不可置信，但可知这种刻上一百二十个字的桃木印章，在晋代是道士们用来驱怪辟邪的，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。这种木印，也是印在泥土之上的。

到北魏，正史上才提到用朱印在纸博成骑缝上。陆法和给梁元帝的启文也用朱印。北齐河清中又有“督摄万机”印一钮，“以木为之，长一尺二寸，广二寸五分，背上为鼻钮，钮长九寸，厚一寸，广七分。”这个庞然大物比黄神越章之印更长大，后人以为这就是“条印”或“关防”所自始，专门用它来印“籍缝”，也就是后人所称的“骑缝章”。

到唐代以后，印章才用颜色，普通是朱印泥，印在纸上，才和现在一样。唐代还最早采用捺指为印，做为征信的另一种形式，敦烟出土的文物中，就有普光寺李和尚借粟券，借者铃朱印，保人用指节作押宋代，皇帝用玺，称为宝，材料用玉，篆文，大四寸九分，厚一寸二分，印钮刻成盘龙状。宫中使用的印还有三种，分别叫天下合同之印、御前之印、书诏之印，都用黄金制造。各级官员的印用金、银、铜制造。元、明两代，皇帝及王府的印用玉或金制，称玉玺或王府之宝。清代皇帝用玉印，称玉宝。各级官员印章与宋代相同。中国历代王朝，印章都成为官员权力的象征。例如古书记载，苏秦就佩戴六个国家的相印。

印章，不仅起征信的作用，又是一种综合艺术体。篆刻的艺术就是在方寸之间，由于精心设计，分朱布白的结果，表现出既有书法苍劲飘逸的气势，又有绘画虚实穿插的构图，更有刀法浑厚古拙的韵味。从艺术角度来说，秦印文字以小篆为主，篆意圆转柔和，而汉印用摹印篆笔划更渐向平方正直发展，带有诗意。秦印格调比较古拙、娇媚，汉印则多端庄、深厚。元、明以来，名家刻印流派甚多，各有承袭创造的风格。到了清初，杭州人丁敬，异军突起，与蒋仁、奚冈、黄易、陈鸿寿、陈豫钟、钱深、赵之服等合称为西洽八家，浙派篆刻兴盛一时。

年，篆刻家叶为铭、丁仁、吴昌硕、吴溜、王褐、吴等人，聚西湖孤山探讨治印艺术，发起成立个学术团体——四洽印社，为发展印学事业起了重要作用。